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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推崇“三教合一”,将儒家仁爱为本兼善天下学说,以及佛教善恶轮回报应义理引入道教。

文/班布尔汗

论历史人物进入小说被严重丑化,人们最熟悉的恐怕是三国时的周瑜了。原本是“器量广大”“雅量高致”的佳公子,历史上留下“雄姿英发,羽扇纶巾,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”佳话的一代名将,在《三国演义》中却成了嫉贤妒能、耍小聪明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,最后在“既生瑜何生亮”的哀叹中活活气死的小丑型人物。周瑜泉下有知,看了《三国演义》怕是棺材板都摁不住了。

不过若要比惨,还有后来者居上的。全真教一代宗师,对中国道教发展有里程碑贡献的尹志平,在金庸的《神雕侠侣》中则成了猥琐的强奸犯,使主角杨过和小龙女饱受情劫之苦,让多少金迷唾骂不已。金庸先生在修订作品时,将尹志平的名字改为虚构的甄志丙,但毕竟原作影响太大,尹志平的名声已经难以挽回。

周瑜有《三国志》为其正名,而埋没在道教史料里的真实尹志平不太为人所知。

儒学世家神童

尹志平是丘处机之后的全真教第六任掌教。尹志平,字太和,出生于1169年。尹氏家族本是“沧州大族”,后迁到山东莱州(今山东掖县)。尹家是儒学世家,尹志平的先祖曾经有七人登进士第。

与众多历史上的宗教名人一样,尹志平自幼便有着异于常人的禀赋。3岁时,便能“见闻之事,耿耿不忘于怀”,5岁入学,便“能记《孝经》《论语》二经,虽使日记千馀言,犹有馀力”,可谓是个神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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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以学习儒学开蒙,家族又是以儒传家,但尹家也有阴阳学的家学传统,尹志平的祖父深谙此道。尹志平受其影响,生来“清明气贯,性与道合”,乃至于志向也不再是学儒入仕,而痴迷于玄学。少年日常所思,都是“祖先悠悠,不知所往,人之有死,亦自不知所归”的问题,经常“坐于大桑之下,仰观俯察”,以至于“心思惘然”“不觉心形俱丧”。

14岁的尹志平,遇到在潍阳行化的“全真七子”之首丹阳子马钰,就想跟从马钰出家修道,但家人极力反对。尹志平从家中逃出,跟随马钰,但马钰不过一年便去世了,尹志平只能自己修炼。19岁时,他被家人强行召回,锁在房中逼其放弃修道之念。可尹志平坚决不改修道志愿,多次逃出,父母见难移其志,只得答应他出家。19岁的尹志平遂走出家门,拜在全真七子中长生子刘处玄门下,成为一名道人。

修道过程中,尹志平虽然求教于全真七子马钰以及刘处玄,但并未正式拜师。直到1191年,22岁的尹志平拜长春子丘处机为师,被收为入室弟子,这才算正式进入全真教。

丘处机对这位极为聪慧的弟子寄予厚望,要求他“出入虽跬步,尝裂心,尔宜精进体之”,对他“特器异之,付授无所隐”,将道法真传倾囊相授。尹志平不但受业于丘处机,而且四处巡游,在山东各地行化,先后问道于全真七子之中的玉阳子王处一、广宁子郝大通。王处一与他“握手谈道,授以口诀”,郝大通更是为他解说《易经》,传授他“皆世所未尝闻”的心法。

可以说,全真七子中最有道行的马、丘、刘、王、郝五位都指导过尹志平,所谓名师出高徒,合五位名师之力,尹志平很快便“真理融会,心光烨然”,其声名也传布四方,“道业日隆,声价大振,四方学者翕然宗之”。金朝潍阳千户完颜龙虎,更是将自家花园捐给尹志平修建道观驻锡,尹志平遂有了自己主持的道观“玉清观”。

作为玉清观住持,尹志平以身作则,“领从耕稼,竭力管谷师友”,从而获得老师丘处机的赞赏。尹志平主持玉清观期间,丘处机长期寓居于此,师徒二人关系更为亲密。

当成吉思汗请丘处机西行之时,最终促成丘处机应召的便是尹志平。成吉思汗的使者刘仲禄是通过尹志平才得以见到丘处机的,所谓“非先见尹公,必不能成此盛事”。在尹志平“将以斯道觉斯民,今其时矣”的劝谏下,原本“金宋聘命交至,皆不应”的丘处机才“决计北上”。丘处机启程西行时,尹志平更成为随行十八弟子之一。

西行路上,尹志平是丘处机的重要助手,一路照顾着古稀之龄的师父。西行结束,回到中原后,尹志平没有和老师一起居住在燕京,而是继续在山东等地传教,并正式获得了“清和真人”的道号,从此被尊称为清和子。

尹志平不仅是丘处机宗教上的弟子和传承者,在政治上也是老师最坚定的追随者。他坚持用宗教教化统治者,并利用宗教身份尽力去拯救战乱中的生灵。1223 年,山东出现民变,蒙古朝廷准备出兵征讨。丘处机“闻山东乱,国兵又南下”,于是让尹志平前往招慰:“彼方生灵,命悬砧鼎,非汝莫能救。”尹志平在山东有着崇高威望,因他的招慰,各地百姓“闻者乐附”,从而“所全活者甚多”。

光大全真教

虽然尹志平不是丘处机的大弟子,跟随丘处机的时间在弟子中也不是最长,但他的修为却在丘门弟子中是佼佼者。因此,丘处机希望他将来能担起教门之责,“吾宗教托付,今见人矣”。

丘处机去世后,因大弟子赵九古已先于他去世,因此留下遗命,让二弟子宋道安提举教门事,尹志平副之。但宋道安年事已高,因此推举尹志平为掌教:“吾老矣,不能维持教门,君可代吾领之也。”尹志平虽再三推辞,但因教众合力劝进,遂继任为全真教第六任掌教。

尹志平执掌全真教后,全真教又上了一个台阶。他完善了全真教传承脉络,设马钰、谭处端、刘处玄、丘处机、郝大通、王处一、孙不二七位前辈灵位致祭。这与过去教内普遍只承认“四子”(即马钰、谭处端、刘处玄、丘处机)为王重阳的嫡传弟子不同,他将郝大通、王处一和孙不二与“四子”平等对待。

这么做的意义,赵卫东的《金元全真道教史论》中指出:“这无疑有利于增强全真道各系弟子对教团认同感,也利于增强他们对长春宫祖宫地位的认同”。正是从尹志平开始,后世为人所熟知的“全真七子”才正式形成。

1232年,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御驾亲征,讨金朝之河南。凯旋而归时,尹志平率道众到顺天(今河北保定)相迎。窝阔台在行宫内接见了尹志平,“赐座宣慰,谆复良久命退”。窝阔台像其父成吉思汗尊敬丘处机一样,对尹志平相当尊敬。

1235年,窝阔台修建的都城哈剌和林建成,窝阔台汗下旨命尹志平、李志常选高道到哈剌和林传教:“皇帝圣旨道与清和真人尹志平、仙孔八合识李志常:我于哈剌和林盖观院来,你每拣选德行清高道人,教就来告天住持。仰所在去处赍发递送来者。”这昭示了蒙古汗廷承认了尹志平的掌教地位,也意味着新任蒙古统治者延续了成吉思汗对全真教的支持政策。

1233年春,尹志平前往北京路(治所在今内蒙古赤峰市西南)讲道、作醮,所过之地,“官庶出迎,望尘罗拜,以为希遇”。北游讲道回到燕京不久,尹志平又西入秦晋传教。

在山西,他将崞州神清观、沁城神霄宫、平遥太平兴国观、忻州通仙观、定襄重阳观、前高山玉虚白云洞、平阳玄都观等宫观收为全真教道观。他将全真教势力大为扩张,使山西当地的全真道教众人数和宫观数量飞速增加,百余县中几乎均有全真道派在活动并建有道观。

进入陕西后,尹志平感叹:“诸路宫观,绰有次弟,独终南祖庭荒废,无人修葺。”他开始着力恢复全真教祖庭,经过努力,终南山全真教祖庭灵虚观得以恢复。大量宫观如终南山上清太平宫、楼观宗圣宫、骊山华清宫、重阳成道宫、华山云台观等等,被修复和重建,以辅翼祖庭,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祖庭宫观群。陕西又成为全真教重镇。

传教修观的同时,尹志平还集中教众力量,编修《道藏》。从1237年开始,他派人四处搜罗遗佚道经,由其弟子秦志安于平阳(山西临汾)玄都观总其事。秦志安在平阳玄都观和李志全等人,将三洞四辅万八千余篇道书校雠补订完整,并立二十七局,役五百多工,经过7年努力,于 1244 年编纂完成。

新《道藏》共计七千余卷,增入“金莲正宗记、烟霞录、绎仙、婺仙”及全真道各祖师的文集、语录及道典,仍称为《玄都宝藏》。《玄都宝藏》经板初藏于平阳玄都观,后来纯阳万寿宫落成,经板才移入其中。当时刻印一百二十藏,分藏各名山大观。

《道藏》的编纂完成,不但昭示了全真教是道教正统,而且为文化传承贡献甚大。民国大学者陈垣先生便认为,《道藏》的编纂“将以承道家统绪,留读书种子也”。

功成身退

尹志平对全真教发展居功至伟,但他毕竟是修道之人,“素厌冗剧,喜山林”,对于掌教之职有不堪重负之感。

当年丘处机去世时,全真教众借着葬礼,扩大丘处机驻锡的长春宫(今白云观)。但在修缮观中处顺堂时惹了大祸,因其中壁画有老子西行化胡的内容,被人诬告为“绘事有不应者”,是对蒙古皇室不敬,结果导致尹志平被捕。

所幸尹志平的副手李志常挺身而出,指出尹志平只是负责传道,而教中具体事务是由自己主持,“罪则在我,他人无及焉”,主动代替尹志平入狱。李志常每年都要前往蒙古国都哈剌和林,与蒙古皇室交往甚密,被尊称为“仙孔八合识”(师尊)。经他斡旋,尹志平才被释放,全真教与蒙古汗廷的这次冲突也不了了之。

以此事可以看出,尹志平注重于传道弘法,济世救民,并不热衷政治,也缺乏应变能力。他曾说:“自黄帝玄元以来,未有今日道门隆盛,若大明照宇宙,熏风遍区夏,实自我重阳札之,长春恢弘之。吾本乐幽栖,不交涉世务,每痛暂忝窃法席,有年于兹,宜当急流勇退。”因此在完成众多大事之后,他屡屡请辞掌教。

1235年,尹志平写信给师弟冯志亨,指出:“予年迈而往矣,老不歇心,少不努力,俱非所宜,况四时之序,功成者去,未成者来,汝当果断,时不可不顺。”他打算把掌教之位传给冯志亨。

冯志亨字伯通,号寂照,是丘处机很信任的弟子之一,也是尹志平任掌教时的重要助手,以才德见称于士人。但与李志常相比,冯志亨自感大有不如。李志常管理教中事务已十余年,“知之者不惟玄门道众,上至天庭,下至山野,皆知之”,是必然的掌教接任人选,“岂人私意所得而可否哉”?冯志亨坚决推辞,尹志平遂决定将掌教之位传给李志常。

因为教众的反对,请求“姑待岁时”,尹志平又任掌教三年。1238年,尹志平终于说服了教众,正式让位,于“上元日,作大醮,授大宗师法印”于李志常,自己隐居于五华山。

退休后的尹志平偶尔云游传教,主要还是住五华山和大房山,往来于五华观和清和观之间,游山戏水,隐逸山林。这样清静无为的生活更符合他的性情,在《身退三绝寄燕山同道》诗中,他写道:“心退应当即有年,而今身退两俱全,玄玄妙妙忘谈论,净净清清合自然。”他对闲适生活相当满意。

尹志平虽不再是全真掌教,却是当时道家第一人,朝野公认的“真人”。每做道场,就会“四方道俗云集,常数万人”,一旦出行,便是信众“原野道路设香花,望尘迎拜者,日千万计,贡物山积”的景象,影响力丝毫不减。蒙古朝廷也不会忘记他,在他81岁时,“特旨赐清和演道玄德真人号,又赐金冠法服,改观为宫”。在丘处机的道观被成吉思汗敕名为“长春宫”后,尹志平也得到了相同的待遇。

退位13年后,公元1251年,尹志平“晨起沐浴更衣,命作大斋,抵昏归正寝,奄忽而登真矣,道寿八十三岁”。尹志平功成身退,声望卓著,又得享遐龄,人生是很圆满的。其身后,全真教却走了下坡路。

继任掌教的真常子李志常是“通明中正,学问该洽”之人,且对发展教务更为得心应手。他使得全真教“东尽海、南薄汉淮,西北历广莫,虽十庐之聚,必有香火一席之奉”,甚至“黄冠之人,十分天下之二,声焰隆盛,鼓动海岳”,可谓是烈火烹油,风光无限。

然而,李志常过于注重于实务,为了保持全真教的独大地位,对日益崛起的佛教过于打压。他不但纵容各地弟子侵占佛寺,还大力鼓吹《老子化胡经》,刊行《老子八十一化图》,将佛教说成是老子西去教化胡人产生的宗教,即所谓“佛本因道而生”,希望将佛教压制于道教之下。

全真教因为势力过于膨胀,已经受到蒙古皇室猜忌。而这种打压佛教的行为,也受到主张各教平等的蒙古皇室的不满。尹志平去世4年后,1255年,蒙古第四任大汗蒙哥主持了一场佛道大辩论。

此次大辩论参加者共达七百余人。佛教一方以少林寺雪庭福裕禅师为代表,参加者有“那摩国师、河西国僧、外五路僧、大理国僧、汉地中都圆福超长老”等三百余僧人。道教一方则以全真教张志敬为首,计有“道士张真人、蛮子王先生、道录樊志应、道判魏志阳、讲师周志立”等二百余人。

此外,儒士姚枢、窦默、廉希宪、张文谦,以及蒙速速、没鲁花赤等二百余人也列席了大会,他们的主要任务是“证义”。大会确定由佛道双方各出十七人参加主辩,规定处罚为:“僧家无据,留发戴冠,道士义负,剃头为释。”

辩论以全真教的失败而告终。具体的辩论过程不得而知,因为全真教的辩论言论没有记载,《至元辨伪录》只记载了佛教徒对道教徒的诘难,以及忽必烈与姚枢等人的助阵。可想而知,这场辩论是皇室、儒家和佛家一起对道家的围攻,即使丘处机、尹志平在世都未必能够应付,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
既然败北,全真教不得不焚毁大量诽谤佛教的经书。按照《至元辨伪录》记载,如《化胡经》《犹龙传》《太上实录》《圣纪经》《西升经》《出塞记》《帝王师录》《三破论》《明真辨伪论》《辅正除邪论》《十小论》《辟邪归正论》《龁邪论》《三光列记》《三教根源图》《道先生三清经》《九天经》《赤书经》《上清经》《赤书度命经》《十三虚无经》《藏天隐月经》《南斗经》《玉纬经》《灵宝二十四生经》《历代应现图》《历代帝王崇道图》《青阳宫记》《纪胜赋》《玄元内传》《楼观先生内传》《高上老子内传》《道佛先后论》《混元皇帝实录》《十异九迷论》《钦道明证论》《谤道释经》《五公问虚无经》等数十部道教经书在悯忠寺正殿之西南筑台被烧毁。

这次打击对全真教而言已经算得惨重,但与25年后的第二次佛道辩论相比,又是小巫见大巫。1280年,此时元朝已经建立,元世祖忽必烈再次举行了佛道辩论,全真教再次败北。结果被下令“除老子《道德经》外,随路但有《道藏》说谎经文并印板,尽宜焚去”。

两次失败,两次焚经,许多道教经典就此失传,这对道教书籍在后世的流传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。后来明朝刊印的《正统道藏》卷数比《元藏》卷数少了二千五百卷,可见损失之惨重。

尹志平推崇“三教合一”,将儒家仁爱为本兼善天下学说,以及佛教善恶轮回报应义理引入道教。他虽大力发展自家教门,并不刻意打压其他宗教。其后继者不肖,忘记了“悟万有皆虚幻”的教义,乃至于争强斗胜,结果惨遭打压。全真教失去了独尊地位,尹志平苦心编纂的《道藏》也因此惨遭破坏。

不过,全真教讲究“性命双修”,对于心性的重视是对传统道教的最大革新之处,主张心性清净,不为物转,超越对外物的执着。尹志平作为全真教一代宗师,也许不会对这些太过在意。

数百年后,一部武侠小说让尹志平再次名声大噪,却是恶名,成为闾巷之人所不齿的猥琐之徒。即使尹志平再清静无为,恐怕也难免痛心疾首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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